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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季卫东:亟待培育一代国际型法律精英
    发布者:     发布时间:2010-08-21

    季卫东:亟待培育一代国际型法律精英
     
     


       经济摩擦往往表现为法律摩擦或者会大量转化成法律摩擦,这意味着市场竞争必然伴随着制度竞争和法律技术的竞争。所以,充分理解和娴熟应用国际通用的游戏规则,进而有理、有利、有节地参与游戏规则的修改和制定,对中国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季卫东

    当前,中国企业正在推行“走出去”的发展战略,不仅把产品销售到全世界,而且还积极到海外投资。因此,中外企业之间的合作和纠纷都在不断增长。1980年代美日之间曾经出现过的那种经济摩擦,正在中国与美国以及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频繁发生。经济摩擦往往表现为法律摩擦或者会大量转化成法律摩擦,这意味着市场竞争必然伴随着制度竞争和法律技术的竞争。所以,充分理解和娴熟应用国际通用的游戏规则,进而有理、有利、有节地参与游戏规则的修改和制定,对中国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这就对法学教育提出了很明确的要求——必须培养一大批能够适应国际化时代的法律人才。但现行的法学教育方式能否充分满足上述要求还是个问题。

    另一方面,按照入世协定,海外的跨国法律事务所会在2015年大举进入中国,势必对中国的法务市场产生极其强烈的冲击。与此相应,海外的著名法学院从2009年开始瞄准北京、上海以及长三角区域,势必在中国的法学教育领域引起地壳运动。无论如何,我们法律人才究竟能否适应这样激烈的国际竞争局面、怎样才能培养出一批具有国际眼光和高度专业知识的法官和律师、在法律职业教育方面应该做什么样的改革,如此等等,这也是个问题。

    应该承认,1977年恢复高考后,尤其是最近十年,中国法学教育发展是很快的。到20世纪末,全国综合性大学法律院系共有二百四十余所,然而十年之后就激增至六百四十余所。法律本科毕业生总数已经由2000年的大约四余万人增加到2009年的将近二十万人。如此迅速的规模扩张已经引起三大问题:第一,名不副实,存在大面积的教学质量问题;第二,供过于求,法科毕业生就业率自2002年起就低于平均水平,甚至滑至末位;第三,用非所学,真正进入法官、检察官、律师等法律职业的只有10%。

    但是,法科毕业生求职难并不简单地等于法律职业人才过剩。实际上,真正具有专业素养的法律人才以及高端法律人才一直严重不足,导致在技术含量较高的法律服务领域,尤其是新类型案件处理方面形成了非常明显的卖方市场。另外,国际型法律精英的匮乏,既与经济全球化的态势不相适应,也妨碍中国在外交舞台上发挥应有的作用。因此,今后法学教育改革的主攻方向应该是改进高层次法律职业教育,培育一代国际型法律精英。

    变化,在2009年已经开始。首先表现在容许法学本科生报考法律硕士的政策变化上。紧接着高层次法律职业教育的概念走进公共话语。可以说,以法律硕士向法学本科毕业生开放为契机,中国的法学教育正在迈进新阶段,力图切合21世纪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力图应对全球化制度竞争的严峻挑战。为此,综合性大学法学院的教育目标也应该及时地进行调整,在确保学术空间的前提下,逐步把重点转移到高层次法律职业教育方面,培养一批富于正义感与责任感和高尚情操、具有深厚的教养和学识、娴于法律技术、善于进行创造性思考的治国安邦的政法精英人才,造就大量的具有国际眼光和专精学识的法官、检察官、律师以及企业法律顾问,并根据这样的思路来调整课程设置和教学方法。

    无疑,我们需要明确一个基本问题,即综合性大学法学院的人才培养,究竟是以输送具有法律基本知识的通用型毕业生为教育目标,还是以根据职业法律家的素质要求训练学生为目标?在美国,法学教育的目标是单纯明快的,就是培养律师,而法官、检察官等其他法律实务工作者又都是从律师中遴选的。因此,法学教育的应用性和专精程度都很显著。这样专才教育的制度设计有利于提高法律秩序担纲者的技术含量,也决定了职业法律家的规模比较大。但在日本,法学教育的目标是比较模糊的,并没有确立职业法律家的标准像并以此为圭臬。因此,法学教育的通识性、理论性以及政法一体化程度较强。这样做的好处是职业法律家本身的规模不必达到很大,各行各业都有初步具备法律知识素养的人群在配合国家制度的运作,但通才教育的弱点是难以在国际化、全球化的制度竞争、法律技术的格斗中胜出。

    当前,中国综合性大学的法学教育规模已经很大,而教育目标却很模糊的现实,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按照职业法律家的素质要求明确教育目标,并在这个过程中让法学教育规模自然地回归到适当的规模。也就是要沿着从通才教育到专才教育的路线加强课程设置的专业性和实用性,根据训练职业法律家的需要改变教学方法,并且扭转司法考试决定一切、教育过程算不了什么的风气。

    对于中国法学教育模式的探索,笔者认为首先是在教学模式上有所转换,从竞相增加规模和压低成本的“同一化指向”改到强调质量和扩大选项的“差异化指向”;其次,可采取“三三制”本硕贯通培养的新模式,即法律本科教育在第三年结束之后,从第四年开始分流。也就是说,读完法学本科大三的学生中,倾向于到企业或者政府就业的学生,将继续在现有的体制下接受四年的法律本科训练;而另一部分准备从事律师、法官、检察官职业的学生,经过一定的选拔程序,从四年级开始转入高层次法律职业教育轨道,加上硕士的两年,一共接受三年的专业化训练。

    笔者的基本设想是:法学院的四年制本科教育必须提供多层多样的教学内容,增加学生的可选择性,并在最后阶段开始分流;高层次法律职业教育的三年期间则必须逐步采取统一的标准化教材和教育方式。这意味着在“三三制”之下,法学教育的前三年采取多元化教学菜单,后三年采取统一化教学菜单,对主要专业课程采取反复涂染、逐步深化的培训方式,并加强对话式教育和有计划、有步骤的实务训练。在高层次法律职业教育的教室授课方面,应该扩大选课范围和提供法学前沿科目、促进教研的国际化水准、提高综合性论述能力(包括法学知识的体系化和精深化、基本主张的严密论证、案件的细致分析、限时事务处理的技巧和说服力等方面)。在实务培训方面,拟通过实践教学专任教师与实务界兼职教授分工合作,形成判例教学法、模拟教学法、诊所教学法、实习、海外培训的“一条龙”体系。

    在现阶段,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是防止这样的偏颇:一谈应用型人才就以为只须多让法官、律师给学生讲课或者把学生放到法院、检察院以及律师事务所去自由实习。这种单纯经验主义的主张是对高层次法律职业教育的极大误解甚或歪曲,迟早会给中国未来的法制发展带来深刻的不良后果。由于中国采取成文法体系,事实上一直在进行大规模的法律继受和学说继受,目前又面临激烈的国际制度竞争和法律技术竞争,所以有必要大力提高应用型人才的学识水准,有必要大力加强大学研究生院的体系化教育功能,有必要在上述前提条件下考虑如何加强法学院与实务部门之间的互动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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